2019-02-07 15:03:00 公務員考試網(wǎng) 文章來源:華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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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發(fā)布會:
一、做好搜集輿情的工作。
在面對媒體之前,要找出那個“最難回答的問題”,做好預案。
二、精心準備前兩個問題。
要盡量避免發(fā)言人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最棘手的問題”。
三、新聞點的策劃。
要對可能的新聞點進行精心設計、合理安排。
四、使用媒體語言。
我把媒體喜歡引用的語言類型歸結為“三六九原則”:30個字、6年級水平、90秒。
“30個字”指的是對媒體發(fā)表的言論要盡可能簡短,不要長篇大論;
“6年級水平”不是講記者或受眾只有6年級的文字水平,而是說語言應盡量通俗易懂,不要過于深奧晦澀;
“90秒”是一個時間的限制,便于電視編導和網(wǎng)絡傳播進行剪輯。
一般而言,這樣的表述容易被媒體直接引用,用作報紙的標題、新聞報道的導語或者是電視新聞中的同期聲。
舉一個基層官員使用媒體語言的例子:
這是一位來自湖北十堰市的市長,他到香港去招商。
大家知道,十堰是20世紀60年代國家進行“三線建設”時新建的“汽車城”。“二汽”設在那里,現(xiàn)在面臨重新定位和發(fā)展的問題。
在招商會上,一位香港記者問道:“現(xiàn)在十堰已經失去了往日的輝煌,核心企業(yè)都搬到了武漢,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當然,市長可以用一些官話、套話,比如“我們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全國一盤棋,做大做強當?shù)仄髽I(yè)”。但要引發(fā)媒體的關注,必須把它轉化成媒體的語言。
這位市長回答:香港記者可能不了解我們十堰人民對“二汽”的這份特殊情感,我們十堰的干部和老百姓都把“二汽”看成是自己的孩子。它在我們這兒上完了小學和中學,現(xiàn)在它長大了,我們要送它去武漢上大學,見大世面。
第二天好幾家香港報紙用了這樣一個標題:《十堰市長:送二汽“上大學”》。他的回答把中央的精神、省里的決策等官方的表述轉化成了媒體語言,引起了媒體和公眾的共鳴。
五、“三三原則”。
指的是在新聞發(fā)布中要遵循“三個要點、三分鐘和三個信息源”的原則。核心信息不超過三個要點,否則會影響傳播效果;每個問題的回答一般不超過三分鐘;為了提升公信力,除了提供政府方面的信息,還應當提供更多的信息源,例如專家學者、非政府組織等。
媒體采訪有如下幾個類型:
一、約訪。
記者事先提出申請,提交采訪提綱,約定時間和地點。
二、會訪。
當接到比較多的約訪要求時,可以把記者相對集中,召開不同規(guī)模的新聞發(fā)布會。
三、截訪。
在當前媒體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很多記者利用可近前的機會,當面提出采訪要求,出其不意地發(fā)問。碰到截訪一定要鎮(zhèn)靜,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要謹慎回應。實在沒有把握,要想一些辦法,比如找機會請示領導或和同事商議,理清思路,準備好了之后再跟記者見面回答問題,把“截訪”化為“約訪”。
四、“電訪”。
這是指記者打來電話,要求在電話中采訪。對待“電訪”要慎重,接到電話后不要隨意掛斷,掛斷就是拒絕采訪,這樣的方式是不妥當?shù)。但是也盡量不要在電話中長篇大論,可給記者做一些簡短的表態(tài),“是”還是“不是”,“有”還是“沒有”,或者說“詳細的信息稍后會給您傳一份新聞稿”,等等。因為電話是一個“高失真”的傳播媒介,容易造成細節(jié)傳遞的失真,簡短表態(tài)即可。
在接受采訪的時候,要注意遵循以下幾點。
第一,“沒有糟糕的問題,只有糟糕的回答”。這樣的說法聽上去不太公平,但反映了一個問題。記者有時的問題可能比較尖銳或不太妥當,但作為發(fā)言人,如何用記者提問的機會來傳達你自己的核心信息,是一種技巧。
第二,在回答問題的過程中,盡量不要重復問題。也就是說,不要落入預設的話題結論中去。
第三,不要隨意許諾或預測。一定要以事實、已經發(fā)生了的事情作為依據(jù)。新聞傳播當中的一條原則是“快講事實,慎講原因,慎下結論”。
第四,不要用推卸責任的方式回答問題。比如說“這個問題不歸我們部門回答,請你去找××部門進行了解”,這個回答看似“金蟬脫殼”,但推卸自己責任的方式是不妥的,且對自身并無益處。
最后,我再給大家歸納幾種應對“敏感問題”的方法。
“敏感問題”其實就是比較難回答、具有挑戰(zhàn)性的問題,如何應對,我認為有這樣五種方法。
一、“歸位法”。
就是要回歸受眾常識的本位,看你的對象是誰,避免將問題“泛政治化”“泛社會化”。
二、“橋梁法”。
搭橋,就是將不方便直接回答的地方,引到另外一個具有更高關注度的話題。如果你能提供更令人信服的、更具有新聞效應的事實,原來的關注點就會淡化。要拿出更具說服力、更有“眼球效應”的事實和觀點來說服媒體和公眾。
三、“旗幟法”。
在回答提問中不停地“亮旗”,要求記者關注發(fā)言人希望他們關注的核心信息。
四、反問法。
可以通過反問,將問題提升到更高的思考對話層面,引導受眾自己來尋找答案。
五、共鳴法。
引發(fā)記者的共鳴,讓他們能夠感同身受。
給大家舉個例子,是國務院新聞辦原主任趙啟正一個很經典的受訪片段。
2002年,在趙啟正訪日期間接受了號稱“反華斗士”的日本知名記者田原總一郎的采訪,在日本觀眾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田原的問題很簡單,就是為什么中國人反日?但他沒有這樣直截了當?shù)匕l(fā)問,而是引用了一些數(shù)據(jù)。
調查顯示日本人當中38.6%的人喜歡中國,22.8%的人討厭中國,不喜歡也不討厭的占38.6%。換言之,大多數(shù)日本人并不討厭中國。
這就是我們前面強調過的遵循新聞傳播的規(guī)律,即一定要用事實、數(shù)字和細節(jié),而不是空洞的表態(tài)。
同樣的調查還顯示,喜歡日本的中國人在1997年占10%,2002年還是10%,而討厭日本的比例從1997年的34%上升到了2002年的53%。
根據(jù)這項調查,這位記者得出了一個結論: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反日。
面對田原提出的這樣一個“敏感問題”,趙啟正首先把這個問題作了一個很好的“歸位”。
因為他面對的受眾是日本的觀眾,而且這個電視臺——朝日電視臺是日本右翼的喉舌,其觀眾中大部分持反華的立場。所以對這樣一些人講中國,要考慮他們的接受習慣,不能用我們的官方表達,比如“我們要把一小撮日本的右翼分子和廣大的日本人民區(qū)別開來”。
于是,趙啟正回答道:“我注意到你們的調查是說喜不喜歡日本,而不是說喜不喜歡日本人。”這個轉換很巧妙!
“日本”是國家及其政府的代名詞,因為日本侵略過中國,中國人對日本這個國家及其政府當然沒有好感。但是對于日本人民,我們中國人并沒有偏見。
為了強化傳播效果,趙啟正還提供了很多細節(jié)和事實來強化“中國人并不討厭日本人”這一觀點。
提到為什么在1997至2002年會有討厭日本人數(shù)的激增,趙啟正又進行了第二次“歸位”。
他從這項調查進行的時間入手,指出當時恰巧在小泉參拜了靖國神社之后,當然激起了中國人民極大的反感。
趙啟正采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可以稱之為“綿里藏針”。兩次“歸位”都有對日本批評的因素,但都用對方能夠接受的方式進行了內容和形式的重新設置。
這個電視節(jié)目當時收視率名列前茅,說明趙啟正的回答獲得了觀眾的認同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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