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熱點:解決“人大否決刑拘”需細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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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聃

日前，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公安分局向福建省周寧縣人大常委會發(fā)函，提請批準對涉嫌危險駕駛罪的該縣人大代表張裕明采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令人沒想到的是，周寧縣人大常委會在對松江公安分局的回函中稱，常委會投票表決后，因票數未過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半數，對張裕明采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暫停其執(zhí)行代表職務的議案未獲通過。(11月27日《中國青年報》)

對于這則新聞，如果更通俗地表述，那就是:周寧縣一名人大代表在上海醉駕，被交警抓獲并固定證據，當上海警方試圖繼續(xù)對其采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時，竟然遭遇到了周寧縣人大常委會的否決。這樣的結果難免招致圍觀者的聯想:難道警方對人大代表所涉案件的辦理，就失去了自主權?而周寧縣人大常委會給出否決意見，與涉事者的“人大代表”身份又有多大關聯?

應該說，松江公安分局的舉動在程序上并無問題。根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規(guī)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如果因為是現行犯被拘留，執(zhí)行拘留的公安機關應當立即向該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常務委員會報告。不過，法律之所以會給予人大代表特別保護權，是為了保證其能夠正常履職，行使監(jiān)督政府的職權，而不至于動輒遭遇來自公權力的打擊報復。

因此，對于人大代表所涉案件是否要經由特別的程序來辦理，刑拘人大代表是否要經由對應的人大常委會來討論?這些其實都是一種法定的安排。真正的問題是:為什么這樣一項初衷為保證人大代表更好履職的制度安排，到現實之中竟然異化為了地方人大對于違法人大代表客觀上的“包庇”?為什么一個醉駕的人大代表，竟因為當地常委會的否決，就一直無法進入刑拘程序?

這只能說明，“人大代表非經批準不受強制措施”的法定原則，缺少現實配套舉措。一種理想化的路徑是:假如地方人大代表的違法事實明確，而警方提請同級人大常委會通過對其刑拘的議案遭遇到反對，為了保證違法者被追究，就應該明確，警方有向該人大常委會的上級人大申訴的權利，由上級人大做出裁決，避免同級人大出于各種原因否決警方的申請。很顯然，這種明確規(guī)定是缺失的�；蛟S正因如此，松江分局后來所能做的，只是“再提出申請，再上會”。

在司法的公正性面前，人大代表和普通人并無區(qū)別，并不享有特別的豁免權。所以，對于不許可警方刑拘人大代表張裕明的決定，周寧縣人大常委會有必要作出公開解釋。據悉，周寧縣人大常委會已召開專題會議對此事進行反思。但關鍵的問題是，制度設計者應該從這起事件中得以反思，關于人大代表非經批準不受強制措施的原則，如何能夠最大程度地兼顧公平?倘若制度設計不能夠更細化，那么類似的荒誕案例，就不可能到此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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