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的力量來自對它的持守與信仰

        一個普通人之間偶然發(fā)生的小小故事，成為本報今日的頭條新聞，它吸引和震動我們的，是流動其間那股從容而溫暖的人情味。我們期待，讀到這個故事的你，心也像沐浴著明朗的春光一樣，涌出一種新的力量與朝氣。

        發(fā)生在南皮的這個小故事，兩位主人公都如你我一樣平凡，事情經(jīng)過也并不復雜：撿破爛的老人摔倒了，正好騎車經(jīng)過的女士很自責，趕緊把老人送到醫(yī)院治療，還留下自己的聯(lián)系方法；沒想到第二天老人找上門，一文不少地退回了醫(yī)藥費，因為他承認是自己不小心摔倒的，“所以不能讓你出這些醫(yī)療費”。

        必須承認，小事之所以成為新聞，是因為這里面有一些轉折，超越或者說偏離了我們預設的“劇情”：我們以為，撞倒一位賣破爛的老人，馮女士也許會溜之大吉；我們以為，既然有人墊付了醫(yī)藥費，受傷老人也可能會趕緊離去；我們甚至還以為，傷者主動登門不是為感謝，而是為討要更多的利益……伸向陌生人的善意之手會得到什么回報呢———惱人的官司？莫名其妙的賠償？無力辯白的窘境？被欺騙甚至訛詐的憤怒和寒涼？我們這些“以為”和假設，其實也非謬想，而是媒體不斷渲染的社會活報劇看多了，自然而然生出的危機意識。寶馬車主撞了人還打人；南京小伙扶人一把賠上萬元；鄭州好心女助人反被敲詐，警察袖手路人閃躲，迫不得已登報尋找目擊證人……這兩年我們被“彭宇案”逼得透不過氣來，關于善良和誠實的道德體認，遭遇前所未有的沖擊，前所未有的質疑，進而前所未有淪陷著。

        “道德恐懼癥”。這幾年，社會不斷討論和焦慮著這個問題。我們失去善的力量了嗎？我們需要重構善的機制了嗎？我們決定用更多的證據(jù)、監(jiān)督和制度，來保衛(wèi)善，保衛(wèi)一些基本的人性和共識了嗎？問題是，我們是否可以把這一切交給制度？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如今南皮一個小小的溫馨故事，才令我們頓有“眾里尋它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酸痛與驚喜。兩個普通人對真誠與善良的持守，難道沒有令你發(fā)覺，在渴望與擁有之間，我們也許忽略了一個重要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善，如果是社會和諧必需的交際基礎，那么對這一人性之美的持守與信仰，是比任何制度都更加起點、更加本質，同時也更加理性和牢靠的力量源泉。為什么馮女士和劉七老人都如此“幸運”？因為他們都是好人。好人遇到了好人，他們會彼此幫助彼此溫暖，他們會令自己與對方心里的善意，變得更大、更強、更寬廣。這正如馮女士在收到老人退錢之后的感動，以及我們看到聽到這一新聞時，從心底涌起的那股暖流一樣。

        據(jù)說彭宇在走出法庭時嘆息了一句，“以后再不會這么沖動了”，許多媒體迫不及待放大了這份難過和難堪的反省。但是，我們究竟期待一個怎樣的責任機制呢？我們可以讓這機制分擔良心的重量嗎？當看過彭宇案等一系列“道德警報”，你還敢于做出像那位拾破爛老人和馮女士一樣的選擇嗎？

        其實，我們今天面對的所謂道德“困境”，魯迅先生早做過鞭辟入里的剖析。他以第一人稱敘述的《一件小事》，如果放在當下，很可能會被斥為“碰瓷兒”而招來唾罵甚至毒打。主人公“車夫”的選擇，使魯迅無法不去思考一個根本性的道德追問———皮袍下，自己是怎樣的一個“小”。但是，到了今天，我們還有魯迅刀鋒一般解剖自我的勇氣嗎；還是只是讓彭宇案這樣的事件，“增加了自己的壞脾氣”“一天比一天看不起人”？有人說，發(fā)生在南皮的小故事，對于民風厚樸、守信重義的河北人來說其實很自然、很正常，這也證明：燕趙獨特的地域文化，實際與這片土地上人民的那種純凈而清澈的對“善”的信念，互為因果。

        “天道有當為，有不當為，天道有常則為其當為，不為其所不當為”。人時有盡，人世很長，生命在其間的虛無與微渺，是亙古不解的憂慮；但人類并沒有因為這憂慮而失去笑臉，失去生機，失去期待，正直、誠實、善良等基本道德認知，起了很大的平衡和支撐作用。頭版故事里兩位普通人的生活經(jīng)驗，給我們重溫了這一課———我本善良，做個好人。